世界就是这样——结果已经定死了，像一块大石板拍在地上，牢固无比。这件事我写来写去，仍然是一滩死水，没一点动静。
我写的第一篇的长文章里有两位受访者。那是在学校选修的一门课程的作业，也是我第一次写纪实的长报道，因此费了相当多的心血——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花在采访上的。
没记错的话，我一共做了5次语音采访，算上打字聊天，加起来肯定超过了10个小时。当时，我的想法美好得冒泡：透过采访走进别人，体会受访者的情感，理解他们，最后和他们达成共情，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真诚地觉得，采访是一个走进别人生活的借口，而且是绝佳的。这本身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抽离自己，体会别人，就像一个冷峻的侦探。媒体工作者的身份是特殊的，游走在人群中，听别人的故事，有所感悟，然后写一点东西。
“生活里最可贵的就是理解，而我都理解他们了，一定能建立某种关系吧。”这种想法萦绕在我的心头，持续了很久。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特别渴望受访者的理解——不只是“理解受访者”，还要“受访者理解我”。现在想起来，背后的逻辑其实是，如果能做到“被理解”，那岂不是早就体会了对方的情感？我在心里渴望同等的理解，我关注了别人，也期待别人回过头来看到我。
从那时开始，我可能就对采访期待过多了。聊过几次后，我就把受访者当作朋友看待，为了和他们共情，把自己摆在了和他们相当靠近的位置，结果吃了不少瘪。那篇长报道的最后，我和受访者闹僵了，其实何止闹僵，简直是一场灾难。因为我擅自把他们当作了朋友，提出了一些需要他们付出的要求，而站在受访者的位置，显然已经无力回应了。可是我还冲着他们呐喊：“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行呢？因为换我受访就一定会答应呀。”
这种态度后来投射到了生活中的诸多方面。我把自己打开，鲜有保留地付出，所以没有理由地认为，别人也该反过来，用同样的态度对我。现在想来，自我感动是一个可怖的漩涡，让人不自觉地做出极过分的事，并认为理所应当。
后来我就不期望别人的回馈了，或许本来也该这样，想要付出的人就默默付出，索求回报会为难别人。理解也一样，理解别人就好了，哪又总能被遇到的人理解呢？
后来的许多次采访中，我刻意地把自己的位置往后靠，至少在采访开始总是如此。像是一种自我保护，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所有人都更好，过分的热切和真诚反倒带来压力。我遇到过和善的人，也碰上了自私的人，有时候我忽然意识到把手伸得太远，于是又缩回来。离得更远了，但总不会伤到自己——也不会伤到别人。
可是又有许多瞬间，我的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喊，拼命地喊，“世界不该这样”。无论是在前天的那篇报道里，还是在最近的“触乐夜话”栏目里，我好像总是在表达对生活的失望，可说出来后又能怎么样呢？世界就是这样——结果已经定死了，像一块大石板拍在地上，牢固无比。这件事我写来写去，仍然是一滩死水，没一点动静。
但还是要做出选择呀。直到今天，我依然乐观地、近乎理想化地相信——甚至都有点盲目了，但我还是粗鲁地认为——善良、柔软的人还是应该保持这样的特质，而真诚也该是一种相当坦诚的情感。展示它们会让自己偶尔受挫，可是只要坚持去做，周围一样温柔的人就会像磁铁一样被吸引过来。而我只有在和他们相处时能成为真实的我，也是那个心中最渴望成为的“我”。
相比冷酷的、无法改变的现实，我更愿意选择相信这样“盲目”的论断。毕竟，这也是我在最近采访中的亲身体会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