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的价值远远不局限于销售数字。”
许多年前，还在念大学的凯兰·科茨梦想成立一家游戏工作室，那时他经常在暑期给游戏公司打工，担任QA测试员。不过，科茨直到三十几岁时才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
那时，他已经在游戏行业待了14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即便创业失败，再找一份工作也不算什么难事。科茨回忆说，当突然被前东家黑曜石解雇后，身边的亲人开始鼓励他自立门户。“既然你一直在谈论成立自己的工作室，那为什么不趁现在呢？”
科茨创办了Crispy Creative工作室，并开始围绕自己由来已久的想法来制作游戏。“每个开发者都会有一些创作的想法。”科茨说，Crispy Creative制作的《漫漫迷途》（A Long Journey to an Uncertain End）就像一部叙事型太空歌剧，玩家在游戏中控制一艘宇宙飞船，在五颜六色、墨比斯画风的星球之间穿行，跟随变装皇后一起冒险。
科茨认为，大型工作室根本不愿碰这类游戏，而Crispy Creative不但允许团队成员自由发挥，还会提供健康的工作环境，不必为了赶在截止日期前完成项目而拼命加班。此前，科茨一直对游戏公司的高层持批评态度，所以他希望改变现状。
“创办这家工作室已经4年了，再过大约6个月，这就会成为我从事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我经常会想，当初为什么不早点出来单干？我赚的钱远远超过为游戏公司打工，也远比过去自由，为什么非得待在那些管理混乱、动荡不安的大型工作室呢？近段时间，我和几位同行聊了聊，他们也考虑这么做。”
也许，游戏行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变。一方面，整个行业似乎面临着整合。今年1月份，微软宣布收购动视暴雪；短短11天后，索尼宣布收购“光环”和“命运”系列的开发商Bungie。另一方面，游戏行业也在变得越来越分散，由于对大公司的运作方式感到厌倦，许多资深开发者纷纷离开3A大厂，转而开辟自己的道路。
在游戏行业里，“独立”（Indie）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某种美学——像素画风、低保真图像（lo-Fi Graphics）、某个深刻主题或苛刻的机制。但由于资金来源不同，独立工作室也各具规模，项目的成本和参与人数也可能差别很大。例如从预算角度来讲，Crispy Creative就像一家与3A大厂对应的“Single I”型工作室。“我们团队规模小、事情杂，既要忙着开发首款游戏，还得兼顾一些外包项目。”科茨说。
与Crispy Creative相比，Gardens则更像一家“Triple I”型工作室，因为它获得了大量资金支持。Gardens由一群参与开发过《风之旅人》《尘埃克星》和《伊迪·芬奇的记忆》等游戏的人员联合创办。
另一家工作室Gravity Well的几位创始人曾供职于《Apex英雄》开发商重生娱乐，他们说，由于团队规模很大，已经不适合被描述为“独立”工作室，但Gravity Well仍然拥有独立精神，因为开发人员能牢牢把控创作方向。“我们有能力做出一些潜在风险更高的创作决策，优先考虑团队健康，并将游戏带来的大部分利润与团队分享。”
游戏开发者是艺术家，但制作游戏是份工作。自从疫情爆发以来，好像有越来越多的开发者意识到游戏行业由来已久的剥削员工、强制加班等现象的严重程度。“当面对一场可能导致生命终结的全球大流行病时，你就会质疑自己，究竟有没有必要为了这些事情而拼命？”科茨说，“因为你可能下周就会被送进医院，身上插满管子。”
Gravity Well游戏总监德鲁·麦考伊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正处于康复中的工作狂”。“老板们总是给你洗脑，说开发游戏需要激情。”麦考伊说，重生娱乐并不会强迫员工加班，但也没有人阻止你这么做……这种工作模式不适合已经生儿育女的员工，随着老员工纷纷离职，公司面临人才流失。
在《Apex英雄》接近完工的那段时间里，麦考伊每周工作80个小时。长期高强度加班令他精疲力尽，甚至一度考虑离开游戏行业。“在Gravity Well，我们对每个人都非常开放，如果你需要休假，我们这儿有不设期限的带薪休假。”麦考伊说，“加班现象促使我思考怎样组建一支团队，以及制定公司的目标，构建价值观。加班的弊端远大于收益，反而会导致工作效率下降，产品质量滑坡。”
游戏开发者还对行业内的其他怪象感到不满。据科茨透露，在大型工作室，普通员工的职位晋升机会非常有限——在黑曜石，获得“高级”头衔前，他不得不以辞职相威胁。另外，也存在不少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作为Gardens的执行制作人，萨拉·山茨也曾因为类似的理由两次离开游戏行业。
近些年来，随着游戏收入增长，开发团队的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庞大。克里斯·凯雷基是Notorious Studios的游戏设计师，此前为暴雪工作多年。凯雷基说，当他在2007年加入暴雪时，《魔兽世界》开发团队的所有人都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如今，这个团队拥有20多间办公室，暴雪在组织员工活动时甚至不得不向影院租用场地。
Gravity Well官网顶部写着这样一句话：“一旦你的团队规模超过100人，一切都会改变。”这家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乔恩·谢林于2001年进入游戏行业，在他看来，其实只要员工超过80人，某些东西就会被破坏，因为这将导致员工之间很难形成融洽的关系，甚至可能互不认识。
为了吸引经验丰富的游戏开发者，Gravity Well承诺不会寻求过度扩张，而是会对团队规模进行限制。Gravity Well的软件和游戏开发者克里斯蒂娜·波伦茨说，在为任天堂工作期间，她从来没有在任何一支规模超过40人的团队里待过。麦考伊认为，重生娱乐的规模也太大了。“刚开始我们只是一支小团队，非常独立，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开发。随着时间推移，工作室组建了几支团队，但当它被EA收购后，事情自然不得不发生变化。”
在一支由数百名开发者组成的团队里，每个人都像庞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一张电子表格上的无名人士。”麦考伊说。山茨则指出，开发者可能整天都不得不坐在某个小隔间里画花花草草，或者整理Excel表格。
另外，创意决策在自上而下的传播过程中可能被误解，一线开发人员可能并不认同，甚至觉得高层不配拥有他们的工作。“总监们通常不会加班加点工作，等到游戏发售后却能拿到丰厚的奖金，而你得祈祷自己不被解雇。”科茨说，“所以你会想，既然这样，那我们倒不如按照自己的节奏做游戏，不必去理会那些地位远远在我们之上、高薪低能的高管。”
投资回报率是另一个问题。发行商和投资商总是希望尽快回本，而从历史经验来看，最稳妥的做法是为知名系列开发新作，或者制作与某款成功产品类似的游戏……总之，最好先找到一款畅销游戏作为参照。所以，当《堡垒之夜》大获成功后，市场上出现了许多战术竞技游戏。
很多游戏从业者都熟悉这种体验：随着预算增加，他们的创造力反而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因为产品本身必须要看起来足够“高级”——拥有近乎完美的完成度，却往往缺乏个性。科茨表示，开发者不能尝试一些更奇怪的机制、更有深度的主题，或者塑造性格更复杂的角色。相比之下，制作类似于“安慰食品”的某些特定类型游戏更容易。
科茨将它们描述为“面向成年人的《罗布乐思》”，而艺术家、编剧兼非商业游戏开发者罗伯特·杨说：“有钱人只想要一台更大、带有枪的味道的老虎机。”
在大型工作室，官僚主义经常导致开发者的创意被打压。科茨回忆说，一位前黑曜石同事经常提出“疯狂的想法”，却总是被高层否定，久而久之，每个人都知道不能像他那么做。麦考伊说，动视的开发者们曾不得不劝说公司高层让“使命召唤”系列暂时放弃二战背景，转而采用更现代的世界观，之后才做出了备受玩家好评的《使命召唤4：现代战争》。
科茨表示，与自己曾经供职的其他工作室类似，他在黑曜石会感受到一种相对温和的压力，而发行商也可能提出各种限制条件，从题材、开发周期的限制，到害怕激怒特定类型的玩家群体。“这源于他们内心深处的恐惧，不要得罪玩家，不要得罪那些喜欢这类游戏的人。”
许多开发者觉得，摆脱上述条条框框的限制变得比以往更容易了。随着游戏开发门槛下降，开发者不必再花大量时间来构建引擎，而是可以使用“Unity”或“虚幻”引擎构建游戏，或者先制作出原型，然后寻求投资。在这方面，资深开发者比新手更有优势，因为他们更熟悉游戏开发中的预算规划、工作流程。另外，远程办公在疫情推动下变得日益普及，使得小工作室也能在世界范围内招募人才。“这比租一间办公室更便宜。”科茨说。
但更重要的变化是，独立工作室变得比过去更容易获得投资。“就算与5年前相比，无论通过风险投资还是发行商，你能获得的资金都是天文数字。”麦考伊说。
2020年，风险投资公司对游戏初创工作室投资总额达到47亿美元，与2019年相比增长了193%。随着微软收购动视暴雪，“元宇宙”成了科技领域的热门话题，小型工作室的价值还将继续上升。《Among Us》《糖豆人：终极淘汰赛》《英灵神殿》等游戏的成功表明，独立工作室也能与3A大厂竞争——如果你拥有它们的开发团队，就能赚到一大笔钱。
虽然独立工作室可以向发行商寻求资金，但Gravity Well联合创始人谢林认为，风险投资商更适合游戏行业。风投渴望寻找爆款游戏，而不仅仅追求收支平衡，所以往往更愿意承担风险，为那些敢于创新的团队提供投资。
不过也有人认为，“独立”一词在游戏行业已经被滥用，被很多创业团队用作吸引投资的旗号。“作为一名非商业游戏开发者，我觉得‘独立’的内涵关乎艺术，以及通过游戏来表达自己，并探索新的游玩方式。”罗伯特·杨说。但如今，“独立”变得更像一个营销术语，经常被用来描述研发预算低于3A大作的项目。
杨指出，非商业游戏的融资渠道仍然非常有限，因为很难说服艺术机构相信游戏具有文化价值，值得赞助。2019年，杨曾在接受《纽约客》杂志采访时表示，与电影行业类似，游戏业应当努力发展“艺术和文化平台，组织节日巡回展览”，此外，“让资助机构相信，游戏的价值远远不局限于销售数字”。
然而在疫情之下，游戏行业几乎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通过现场活动和线下节日，我们有机会改变大众对游戏的看法，将游戏视为公共产品，以及个人表达的一种重要形式，从而尝试培养不同类型的受众。”杨说，“但自从疫情爆发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很可能出现了倒退。”
而在商业游戏领域，由于大型公司拥有许多畅销的系列产品，整合趋势似乎不可避免。对于是否接受大公司收编，独立开发者的想法非常复杂：一方面，许多开发者害怕失去创作自由或工作室文化，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很难拒绝巨额支票。
在游戏行业的历史上，资深开发者离开大厂另立门户的故事很常见：1979年，一群雅达利开发者就在离职后创办了动视。许多年前，科茨在他的毕业论文中为初代iPhone制作了一款游戏，这帮助他入职了一家小工作室。那家工作室后来被动视收购，而动视又即将成为微软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科茨对Crispy Creative现在的状态感到满意。“我们在这里可以制作一些非常奇怪的东西。如果我们能收回最初的投资，游戏能实现收支平衡，那就太棒了。这表明我们有能力制作游戏，并从中赚钱，还会为我们制作下一款游戏推开大门。在那时候，我们可以向大型发行商推销我们的创意，寻求更高的预算。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正在不断成长。”
本文编译自：arstechnica.com
原文标题：《How the games industry shake-up could play out》
原作者：WILL BEDING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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