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乐夜话：关于电子游戏研究的学科建设刍议

■ 缘起

周三中午（3月28日），我与我触同事胡正达、林志伟访问北京大学，与曾怂恿导师开了游戏研究课的傅善超老师餐叙，下午同去听中文系邵燕君老师所带的实习预备课“跨媒介创意写作实践”──傅老师说：其实应该叫“电子游戏与创意写作实践”，现在这样叫是稍微低调了点儿。

本周的讲师是英雄互娱的商务吴晓磊君，向同学介绍了“渠道”的概念及当前国内游戏市场在这方面的概况，各种运作方式和各岗位人员的工作情形。我原本以为这只是讲一些基础知识，未抱太高期望，没想到这“基础”已足够精彩纷呈、惊心动魄。吴老师语速甚快而条理清晰，居然只用一节半的时间便提点完了大概的市场生态和入门方式。余下半节时间同学提问，亦皆问在实处，都是今后去实习可能遇到的状况和应再进一步了解的事情。

邵燕君老师即是傅老师的导师，早于2010年便开设了网络文学研究课程，率先用正视的态度来研究各种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网络小说，还在2015年与修课同学合出了一本《网络文学经典解读》，前年我偶然买到，读后还写了一篇专栏文章《真正内行的〈网络文学经典解读〉》，大赞邵老师与时俱进的胆识，更推荐同学们以扎实的学术工夫所作出的成果。如今得缘亲炙，自是久仰久仰不提。

（所以我老胡要客套起来，也是可以像老派学人那样毕恭毕敬的。下面言归正传。）

■ 正题

在言笑晏晏的谈话之中，我作了一个初步的提议：我们游戏媒体和学校，是不是可以来合作举办一个论文奖、研讨会之类的活动，聚一聚人心，立一立风气？最主要的是，好好推展一下我们的学科建设，让理论与实际能更密切地联系起来，给我们寂寞苦逼的同学们开辟一个真能学以致用的生面。

两位老师都表示了很有兴趣，傅老师还约略介绍了一些国外学院的研究情形，提到国内一些老师也在筹办一本新的期刊。我们随即约定成立一个讨论组，看此事可以怎样来推行。这篇夜话也就是来和大家吹一吹风，欢迎有兴趣、有想法的同好留言或来信惠赐见解。

■ 游戏学要有主体性

当前大家对“游戏课”最会感到好奇或怀疑的，就是这到底要上什么、怎么上了。这个问题太宽泛，换句话说就等于根本没有一个概念。当然，我们可以想当然尔地说，游戏牵涉到那么多技术、艺术，有那么广大的商业价值和社会影响，那当然每一个相关的学科都可以掺上一脚。然而这种谁都想得出、谁也不能说它错的泛泛之论，也就等于废话。

之所以会如此，我想，大概就是因为：“游戏学”还没有像“电影学”那样，确立起自己的“主体性”（Subjectivity，撒卜杰克提未提）。

“主体性”这个词在哲学上有它一番精确而拗口的定义，这里我们不要弄得太艰深，我们白话一点来说，就是：让各个学科为游戏来服务、为游戏人所用，而不只是让游戏为各学科服务，将游戏作为材料、对象、客体（Object）。

举例来说，很多论文面对新东西，方法就是把自己这一学科既有的理论拿上去套一套，看看这东西对本学科在乎的事情有什么帮助，在本学派的议程（Agenda）中有什么价值。例如我以前研究流行歌词，就看过很多教育界的论文，谈流行歌曲在教育与“教化”上的作用与问题，其保守者就很容易站到一个僵化的立场上，开明者谈到一个“尽量兼容并蓄”的程度后也往往谈不下去，无法再深入处理这政治、教育与艺术、商业之间的根本矛盾。

原因可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就是写这些论文的人，他们本身不是做音乐、玩游戏的人，缺乏真实的圈内认同、业内体验，所以其论述的参考价值，往往不如随便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创作者的说法，毕竟人家创作者是把生计押在这上面，无论他作了怎样的抉择，都是有一番考虑、一点重量的。

2016年，我在台湾参加了第五届“御宅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巴哈姆特论文奖”，2017年也作为评论人评了一篇以歌词为题的论文。所有入选和得奖的论文我都读过，其绝大部分，都还是未能跳出“把原来那一套拿来套一套”的框框，好一点的可算是能发见联系，帮大家长些知识，差一点的就只是命题作文。然而，ACG研究需要什么？ACG同人想要什么？很少论文能从这两个基本问题来发想，以跨学科、超学科地构建出自己的研究范式。我和这个研讨会的发起人梁世佑老师谈了这个问题，他也深有同感，但也只能期望下一届的投稿能更好。

其实如果不限制采用学术论文的格式，我们是有很多人能写出兼具趣味与学术性的文章的，甚至不少发在论坛与个人网志上的随笔，就具有载入专著的资格。但只要一讲规范，一要求什么正式、体面，很多人就呆板了。

然而，我在《网络文学经典解读》中却见到了妥善调和学术与趣味，而且“不自外于研究对象”的范例。邵燕君老师即在导言中提出了“学者粉”这个概念，来描述我们这一辈“首先是粉丝，然后成为学者”的生力军，进而直接面对了“学界落后于现实、与现实脱节”这个老问题，指出了以往的学术惯习，在今天信息飞速流传的网络时代，已经不再适用：

目前“学者粉”的研究者身份定位和“新型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概念越来越在流行文化研究界受到肯定，乃至成为主流。这本身也反映出网络时代学术生态的一种民主化转型。如果说，源自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殖民色彩的话，流行文化领域的经典民族志研究也难免带有文化精英倾向。它的前提是，粉丝群体缺乏自我言说的能力，包括以一种逻辑理性的方式关照、思考自身生活的能力，而学者原则上都在粉丝群体之外。崔宰溶博士在他的论文中就着意提醒，学院学者必须警惕一种文化殖民的倾向，他还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学者们应该首先把自己当成一个外地人，而不是殖民者。面对难懂陌生的语言首先是学会，然后是翻译。崔博士设计的“善循环”是：首先，理论研究者向网络文学的实践者，特别是精英粉丝们学习，倾听他们几乎是本能地使用着的“土著理论”。然后，将它们加工（或翻译）成严密的学术语言和学术理论；最后，将这个辩证的学术理论还给网络文学。这一忠告，对于像我这样的由印刷文明哺育长大、成长于“启蒙时代”的学者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时代变化太快了，在我这一代学者尚未完成转变之际，“网络一代”学者已经蓬勃地成长起来了。网络文化本就是以粉丝为中心的，未来的学院学者基本都是某种流行文化的粉丝。当“原住民”有足够学术言说能力时候，还要“外地人”做什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对于流行文化研究者来说，“粉丝”是基本的入场资格，“学者”则是必要的方法，而对“学者粉”身份的自觉和自信则是“过渡期”最重要的秦质。

导言的最后，更加中肯：

在本书的讨论、撰写以及反反复复的修改过程中，我看到新一代的“学者粉”在蜕变成长。当然，目前他们的步履还相当蹒跚，学术体制的强大桎梏经常让他们不敢迈步，如何把握好“学者”和“粉丝”之间的微妙平衡，这是需要每个人在严肃的学术研究和“深切的个人书写”之间反复体味的。希望他们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一方面进一步接受“学术规范”的严格锤炼——这是现代学术积累数百年来的专业法则，是绝不该丢掉的；另一方面，也更自信地运用自己作为粉丝的情感体验和阅读经验——这是“网络一代”学者无可替代的“独门内功”。只有每一代人都把自己的生命激情融入学术生命中，学术之树才可能长青。

这一番话，同样可以适用于我们今后所该推展的“游戏学”——不会再只是“学者来试玩一下”，而是我们的玩家与制作人可以成为学者，以自己的问题意识来做学问，建设起我们一个可以和实际工作形成良好循环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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