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严肃模拟游戏的鼻祖，但这段往事却不为人知晓（下）

■ 新挑战：模拟一个医疗体系

在《模拟炼油厂》完成开发后不久，Markle基金会与Maxis商业模拟部门取得了联系。Markle基金会是一家非营利性组织，致力于推动人们围绕政策性的医疗议题展开讨论。他们提出了一个激进的建议：制作一款面向公众的商业模拟游戏。

Markle基金会想知道，一款游戏能否让人们了解复杂的政策问题。1992年12月，随着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医疗改革成了美国民众最关注的问题之一，Markle基金会认为到了进行试验的完美时机——看看游戏能否成为公众辩论的未来舞台。“如果人们认为这款游戏好玩儿、有趣，那么我们还会在其他地方尝试。”Markle基金会主席劳埃德·莫里森（Lloyd Morrison）告诉《纽约时报》，“（我们可以利用游戏来探讨）预算政策、福利改革或环境等话题。”

这恰恰是希尔斯想要的游戏创意：激进、与社会现实相关，具有个人意义。于是，就有了《模拟医疗》（SimHealth）。《模拟医疗》预算达到35万美元，接近《模拟炼油厂》制作成本的5倍，是Maxis商业模拟部门成立以来主导的最大规模项目，并且会让他们的想法接受公众的审视。一款模拟游戏能否帮助人们理解世界如何运转？它是否会挑战你关于医疗改革这种引发广泛争议的话题的认知？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关键在于让玩家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希尔斯认为，《模拟城市》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它允许玩家自定义城市，这让游戏里的模拟显得更有意义。事实上，这也是Maxis理念的核心部分之一。

“探索你发挥自己想象力创造的世界，是玩我们的游戏的乐趣与挑战。”Maxis在公司的一份早期产品目录中写道，“你要塑造一个健康、蓬勃发展的宇宙，创造力、实验能力和理解力都会为你带来回报。”

在《模拟医疗》中，希尔斯希望将这种想法提升到另一个层次。他想让玩家先明确医疗保健的基本观念——是个人自由还是群体优先——然后再以符合玩家理念的方式试试，看能否彻底改革美国的医疗保健体系。希尔斯想让玩家审视自己的观念，并了解当观念成为现实中实施的政策时会是什么样。

正如《模拟炼油厂》不会教玩家如何经营炼油厂，《模拟医疗》实际上也不能准确地模拟当时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但《模拟医疗》能让玩家看到，如果改写了医疗保健法律将会发生些什么，然后再思考这是否真的是他们想要的结果。

希尔斯用宏大措辞谈论他的愿景，经常与团队其他成员分享他脑海里的一幅图像：桌子边缘有个餐盘，里边只有一点食物（一颗豌豆或肉丸）；随着经济条件发生变化，餐盘变大或变小，食物越来越可能掉到地板上。这似乎是对美国家庭所面临的困境的一种隐喻。

唯一的问题是，怎样围绕这幅图像制作游戏呢？“好吧，这是个很酷的主意，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斯基德莫尔告诉希尔斯，“我们也不确信能不能表达您的意图。”

与希尔斯的其他伟大构想一样，Maxis商业模拟团队还是找到了一种方法，将它转变成一款可玩的游戏。珍妮·马丁再次担任艺术总监，指导威本斯的工作。他们借鉴了《模拟城市》的美术风格，画出了一座会对经济做出反应的城市——建筑物（而非豌豆盘子）会扩大或缩小。

起初，希尔斯想让豌豆盘子上的图案风格与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里的一幅壁画类似——让讨论医保政策与新政下的社会改革建立平行关系。于是，威本斯就找了一位在上世纪30年代曾为公共事业振兴署工作的艺术家布鲁斯·阿里斯（Bruce Ariss），请他画了一幅壁画放在游戏的开始画面上。

“约翰拥有不可思议的想法，我们不得不说服他放低要求，否则就不可能在游戏里实现。”斯基德莫尔说。

在开发《模拟医疗》前，新来的制作人格雷格·沃尔夫森（Greg Wolfson）负责做背景研究——与了解一家炼油厂或发电厂的工作原理相比，将完整的医疗保健系统融入一款电脑游戏显然复杂得多。“沃尔夫森快被逼疯了，简直成了一位医疗专家。他发现任何一项特定元素都可能会受到100种不同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不得不专注于那些最能在视觉上吸引玩家的元素。”

“沃尔夫森有非常出色的批评性思维。”斯基德莫尔说，“他注重细节，经常提各种问题，例如：‘我们这样说对吗？’”

可还是有问题，在简化了元素之后，游戏最后会让玩家得到什么结论或者启发？开发团队从一开始就知道，《模拟医疗》的模型肯定会受到质疑。斯基德莫尔承认，无论他们做些什么，“总有人会对它有偏见”。希尔斯也说，玩家可能会觉得，游戏把他们故意引导到什么方向上，产生一种“掉进沟里”的感觉。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开发团队决定让玩家去亲自定义自己的模拟。《模拟医疗》提供了一份“假设”菜单，允许玩家查看驱动模拟的数百个变量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不同意游戏中对美国人就业率的预测，可以自己改个数儿。

按照开发团队的想法，《模拟医疗》应当是一个指导玩家围绕医疗保健政策展开辩论的工具——当然，前提是玩家明白应该怎样使用它。但《模拟医疗》正式发布后，开发团队发现，玩家并不像他们所想的那样去游玩。正如约翰·希尔斯在1994年接受采访时所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读过手册后再开始玩游戏。”

■ “辩论工具”

随着Markle基金会指定的游戏发售日期日益临近，《模拟医疗》开发团队需要更多人手，Maxis安排曾参与多款模拟游戏项目管理的迈克·佩里（Mike Perry）和测试员凯文·奥哈尔（Kevin O’Hare）参与进来。为了与团队进行更密切的合作，Maxis商业模拟部门的首席工程师理查德·罗森鲍姆（Richard Rosenbaum）经常开车两小时，前往Maxis位于加州奥林达的办公室。由于整个项目牵涉到太多组织，每一方的意见与需求对开发团队来说都是折磨。

“一边协调Maxis总部、商业模拟部门、Markle基金会、市场营销团队等各方的工作，一边把不够完善的产品做完，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挑战。”佩里说，“产品的大部分内容都需要得到利益相关方的批准，这些相关方很多，就连游戏包装的美术设计也要经过外部修订和审查。”

游戏仍然没有达到发布的标准，但他们不得不继续推进整个项目。按照计划，Markle基金在华盛顿特区为立法者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游戏发布活动，尽管《模拟医疗》的公开版本直到4个月后才正式推出。

1993年11月，《模拟医疗》首次亮相。《模拟医疗》作为政府公共宣传的工具之一出现在由国会举办的某场新闻发布会上。Markle基金会向国会工作人员和白宫提供了游戏的早期版本。佩里回忆说，Maxis曾经接到美国特勤局打来的电话，对方想知道，怎样才能让这款游戏在总统女儿切尔西·克林顿的电脑上运行。

《模拟医疗》是Maxis商业模拟部门制作的所有游戏里最流行的一款，但它并不成功。Markle基金会补贴了游戏的制作成本，Maxis商业模拟部门用低于电脑游戏平均价格的29.99美元开始售卖。希尔斯曾说，“谁都不会靠《模拟医疗》赚钱”。尽管如此，《模拟医疗》仍然只卖了大约5万份，远远低于预期。

Markle基金会主席莫里森认为，《模拟医疗》之所以销量欠佳，是因为营销方式不接地气，只面向立法者而非公众。基金会承认：“这款游戏对辩论质量的影响还不够，没有达到我们所希望的水平。”

有趣的是，《模拟医疗》确实吸引了较小范围内受众的注意，包括学者、政策制定者和保险公司等。在他们看来，使用一款游戏来了解医疗保健系统是个新奇的主意。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开始将《模拟医疗》用作医疗保健管理培训的一部分，保险公司MetLife的信息和电脑服务总监曾形容这款游戏“相当复杂”，玩过的所有同事“真心喜欢它，并欣赏它所带来的教育价值”。

《模拟医疗》甚至获得了白宫的认可。美国国家医疗改革总统专责小组发言人杰夫·埃雷尔（Jeff Eller）说，《模拟医疗》让他明白如何通过游戏塑造公众讨论。“我认为《模拟医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选择。”埃雷尔告诉《纽约时报》，“你不能将它视为另一款《吃豆人》或《俄罗斯方块》这种流行游戏。”

然而，也有人强烈反对这种说法。

■ 拒绝道歉

在时政杂志《美国瞭望》（The American Prospect）上，克林顿总统的医疗政策高级顾问保罗·斯塔尔（Paul Starr）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社论，不仅批评《模拟医疗》，还批评了模拟游戏的整个概念。

“《模拟医疗》中包含了太多错误信息，以至于没有人能够理解各种不同的提议和政策，更不用说在一款游戏里对它们进行评估了。”斯塔尔写道，“一旦将医疗政策纳入游戏的想法变得不再新奇，我怀疑人们是否仍然会对它感兴趣。从评估医疗改革的角度来看，《模拟医疗》显然毫无价值。”

斯塔尔还提出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对玩家来说，《模拟城市》和《模拟医疗》等游戏有可能令真实和虚拟世界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他认为模拟游戏“有诱惑力”，却没有明确的方法来让玩家了解游戏模型与现实的差异。在他看来，“假设”菜单太难理解，就像一个“无从下手的黑匣子”，大部分玩家连看都不会看。

“游戏的基础模型中藏着哪些假设？”斯塔尔问，“它们的‘隐藏课程’是什么？是由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决定了《模拟城市》中人们对税率变化的反应？”

换句话说，由于模拟游戏看上去很有趣，玩家们可能错误地把游戏对现实的描述当真。社会理论家雪莉·图克尔（Sherry Turkle）将这个问题称为模拟游戏造成的“权威退位”。这其实正是威尔·莱特所担心的：作为一款游戏，《模拟城市》比《模拟医疗》轻松得多，却仍然被许多玩家严肃对待，甚至改变了一次选举的结果（见本文的上篇——编者注）。既然《模拟医疗》被推销到了美国国会，人们怎么可能不严肃看待它呢？

在职业生涯中，希尔斯始终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是否真的相信，一款电脑游戏能够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

2016年，希尔斯谈到了他对外界批评的看法。希尔斯认为，很多人之所以批评《模拟医疗》，是因为他们都没明白，这款游戏的意义并非预测未来，而是要帮助人们理解一个复杂系统内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希尔斯自豪地说，他不会道歉。

“《模拟医疗》并没有告诉我们要建立怎样的医疗保健系统。”希尔斯说，“很显然，讨论本身并不能计算出你应该花多少钱来改善医疗保险。游戏不会计算你想投保的公民人数，价值预测中没有这些东西。”玩家不得不自己思考各种结果的含义。

“如果你不思考，那么你就只是在使用这套工具来跟其他人胡扯，让他们觉得你很聪明，或者纯粹打发时间。因此，我不会因为有人想要错误使用自己的思想而负责。”

希尔斯说，他知道《模拟医疗》令很多人生气，但这也意味着他的游戏正在挑战他们。“我使用游戏世界里的美妙工具，将它们投射到公众关注的社会领域，我对此毫无歉意。”

《模拟医疗》完工后，希尔斯和他的公司有机会引来更多人的非议，不过这一次不再以Maxis的名义。

■ 分道扬镳

在《模拟医疗》开发末期，Maxis砍掉了商业模拟部门。

从Maxis的角度看来，制作商业模拟游戏的工作量越来越繁重。《模拟电站》（SimPower）等项目一个接一个消失，《模拟医疗》的发布过程极其混乱，Maxis经常与客户发生纠纷……“与开发软件相比，与那些客户进行合同谈判耗费了我们更多时间。”莱特曾告诉CNN。

“在互联网普及前的那个年代，蒙特雷（商业模拟部门）似乎距离我们太远了。”迈克·佩里回忆说，“在Maxis奥林达本部，除了威尔和杰夫之外，我记得经常跟商业模拟部门联系的人不多。我们希望看到另一款《模拟炼油厂》，一款与《模拟城市》类似的专业游戏，让玩家可以以图形方式尝试管理一家发电站等复杂系统。不过，由于我们没有看到几款成品，我觉得公司里的大部分人都愿意接受（砍掉商业模拟部门）的决定。”

更重要的是，在Maxis看来，制作专业模拟游戏不是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蒙特雷团队之所以被解散，是因为开发娱乐模拟产品和为企业制作模拟体验之间的差异太大了。”Maxis联合创始人杰夫·博朗解释道，“一个是产品，另一个是服务。”威尔·莱特在接受《建筑实录》杂志采访时也说过：“对我们而言，重点是开发那些能让构筑和建造充满乐趣的程序。”

随着时间推移，Maxis反复考虑他们的想法。“但商业模式几乎注定行不通，尤其这还是一家上市公司。”佩里说。

此时，《模拟城市》已经拥有比《模拟医疗》等游戏更大的教育影响力。Maxis制作了一个面向学校的《模拟城市》教育版本。根据佩里的说法，他们还举办过一场名为“未来城市竞争”的比赛，让孩子们在游戏里设计自己的城市，获胜者能够前往白宫与克林顿总统见面。既然如此，Maxis为什么还需要一个严肃的模拟游戏部门呢？

1994年1月，希尔斯回购Maxis商业模拟部门，并将公司更名为Thinking Tools。所有人都得到了时髦的新头衔：布鲁斯·斯基德莫尔被任命为工程副总裁，前中学英语老师温迪·威本斯成了艺术总监，甚至还雇用了自己的第一名员工——来自纽约州布法罗市的数字艺术家凯莉·麦克法登（Kelly McFadden）。

当时，Thinking Tools还得为Maxis完成一款叫《电信模拟》（TeleSim）的游戏，内容是对各地区电话公司之间的竞争进行模拟。在长期垄断美国电信行业的贝尔系统（Bell System）解体后，许多新兴的小型电信公司不得不努力适应彼此竞争的环境。咨询公司Coopers & Lybrand与两家电信公司合作，委托Maxis商业模拟部门制作一款游戏，帮助客户学习如何在拥挤的市场中竞争。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Thinking Tools制作的所有模拟游戏中，《电信模拟》是游戏性最出色的一款。在游戏里，多达8家由电脑控制的电信公司与玩家争夺市场份额，地震、火灾等《模拟城市》式的灾难也会频繁发生，迫使玩家去适应。与Thinking Tool的其他作品相仿，《电信模拟》背后也有一个画面感极强的视觉隐喻（来自约翰·希尔斯）：“一幅会议室里的画作，在画上，一艘帆船迎风远洋——乘风破浪或者沉没。”

■ “项目挑战”

至少在公司内部，Thinking Tool的很多项目名称仍然保留了“Sim”这个单词。但在独立后，这家公司可以自由地推动自己的理念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不会再受任何限制。他们的游戏量级不断扩大，项目平均预算高达35万美元，与《模拟医疗》相当。Thinking Tool为美国军方做了更多工作，工程师丹·里德尔（Dan Riddle）带领团队制作的部队后勤模拟游戏《LogLab》就是个例子。

作为一家独立公司，Thinking Tools的最重磅作品是1996年的《项目挑战》（Project Challenge），这是他们为科技公司SHL Systemhouse开发的一款项目管理培训游戏。

希尔斯的家人找到了《项目挑战》的一个交互式Demo副本。从Demo演示的内容来看，《项目挑战》会教经理们怎样将项目保持在正轨上。游戏里有很多图表和预算，还要求玩家管理团队成员：他们可能会发生冲突，需要你密切留意，以提高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又或者，如果有员工接受了另一家公司的合同，那么你就需要通过谈判来挽留他。他们会以非常机械的方式谈论内心感受，业务管理材料也相当枯燥，但这或许就是一家在项目管理中苦苦挣扎的企业所需要的游戏。

你可能一眼就能发现《项目挑战》与《模拟医疗》之间的相似之处。两款游戏的美术风格和界面几乎完全相同，《项目挑战》甚至重复使用了部分窗口布局和图标。

另一方面，《项目挑战》里到处都是约翰·希尔斯喜欢加入游戏的交流隐喻。例如，团队成员会用高兴或悲伤的表情来描述他们的情绪。希尔斯希望Thinking Tools的模拟游戏能够“为玩家提供大量反馈”。而在制作层面，《项目挑战》远比《模拟医疗》更有野心。在团队会议上，某名员工可能用肢体语言来表达对其他成员的不满，需要你去意会……Thinking Tools甚至考虑过为《项目挑战》添加完整的角色配音——对于一款商业模拟游戏来说，这种设计并不多见。

《项目挑战》Demo试玩视频

当然，《电信模拟》中那幅帆船画再次出现在《项目挑战》里。

Thinking Tools很大胆，同时也要承担更多风险。自身能力的限制与人们对游戏的接受程度仍然制约着Thinking Tools。在Thinking Tools的失败项目中，最著名的案例应当是为Markle基金会的老朋友们开发的《白宫竞选》（Race for the White House）。很多参与过项目的人都认为，《白宫竞选》的开发简直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虽然《模拟医疗》有缺点，但Markle基金会仍然喜欢这款游戏，并希望再次与Thinking Tools合作，继续探索对游戏和公共政策的一些想法。双方签订合同，决定联合制作系列游戏“Powertrip”，目的是围绕竞选活动、外交政策等话题，“加强公民对话”。《白宫竞选》是这个系列的第一款游戏——也是最后一款。

Markle想要一款模拟政治竞选活动的游戏，玩家扮演竞选经理，需要利用有限的政治资本为参与美国总统竞选的参选人拉票。在此过程中，玩家将会了解政治背后的各种力量，例如金钱和游说集团的影响力。当Thinking Tools交付原型时，这个项目已经陷入混乱……《白宫竞选》不是一款含有许多图表和菜单的模拟游戏，更像一款《神秘岛》风格的第一人称冒险游戏，还有真人配音和实拍影像片段。

“老实说，我们很有野心。”斯基德莫尔叹息道，“但我们根本没有制作这类游戏的资源。如今回想起来，当时我们自信过头了，觉得：‘噢，我们肯定能做到！’”

另外，希尔斯希望通过《白宫竞选》表达的想法也太牵强。“我犯了个错误，吹牛说《白宫竞选》将会帮助人们理解，只要拥有足够多的钱，你就能让一条狗当上美国总统。”Markle基金希望游戏能就美国政治提出一些有挑战性的问题，但不是希尔斯这样的。

Markle受够了。“他们既震惊又恐慌：‘我们不能让人们将它和我们的名字联系起来！’”希尔斯说，“他们销毁所有的拷贝，以及这款游戏本身。”

在威本斯的记忆中，Thinking Tools是一家员工彼此关照的公司，随着公司的发展，很多人已经共事了接近10年。“约翰（希尔斯）真的关心我们所有人。”她回忆说。

这种氛围受到了一场盗窃丑闻的挑战——Thinking Tools发现，他们的会计经常从公司偷东西。许多年后的今天，对Thinking Tools的员工来说，这仍然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敏感话题，他们不愿谈论事件的细节。但这也表明，在这家位于加州中部沿海军事小镇蒙特雷的非传统科技初创公司里，员工们确实互相依赖。

约翰·希尔斯为Thinking Tools感到非常自豪，他也努力保护公司，在面对媒体时对公司历史上的糟糕时期避而不谈。不过，希尔斯的员工们还清楚地记得那段时光，记得Thinking Tools是怎样被资本市场逐渐拆散的。

■ 崩溃

Thinking Tools接手了一堆项目，但其中的大部分都未能完成。

Thinking Tools曾与德州仪器公司合作，开发运输网络模型《TransPort》，为布鲁金斯学会开发大众社会行为模型“Sugarscape”，还为夏威夷的三军医疗中心开发伤员鉴别模拟器，他们还有更多奇怪的项目，但这些项目都未能完工。

希尔斯是Thinking Tools的核心人物，但他总是倾向于思考宏大想法和隐喻，并不利于公司的商业化运作。由于希尔斯经常出差在外，斯基德莫尔在很多时候负责管理公司的日常工作。

“虽然约翰·希尔斯是个天才，但现在回头来看，我认为他缺少一位真正精明的商人作为合作伙伴。”威本斯说，“约翰真的不关心经营公司的细节，他的思想高于一切，但这也会对我们造成伤害。”从某种意义上讲，Thinking Tools的几位制作人就像翻译，需要将希尔斯的愿景转变成公司有能力制作的实际产品。

为了寻求新的投资，Thinking Tools于1996年在纳斯达克上市。考虑到需要面对董事会和新股东们的审查，这家公司显然需要改变经营方式。“人们普遍认为，我们一直在努力保留足够多的精品咨询项目，目的是变成一家能够成功融资的公司。”斯基德莫尔说。

1996年12月，Thinking Tools聘请了新的总裁兼CEO菲利普·惠伦（Phillip Whalen）。

此前，惠伦在Digital Tools公司担任欧洲业务副总裁。加入Thinking Tools后，他立即着手在这里留下自己的烙印。惠伦带来了几名老员工，管理公司财务和人力资源；他将斯基德莫尔和威本斯撤职，任命了新的工程副总裁和艺术总监。据斯基德莫尔回忆，惠伦还觉得蒙特雷已经是个“死胡同”，需要把公司搬到硅谷，并且先在硅谷设立了一个销售办事处。

对Thinking Tools来说，变革确实有必要，但这种推倒重建式的巨大变动令很多人感到不满。“我们都有点讨厌这个试图挤进来，把我们推到一边的团伙。”威本斯说，“虽然我们明白变化不可避免，但我们感觉他们心怀恶意。”威本斯尤其反感新上任的艺术总监，形容他“令人讨厌，冒犯他人”，缺乏教养的行为令所有同事都感到恐慌。

惠伦的首要任务是为Thinking Tools找到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同时继续利用公司在设计模拟游戏方面的优势。在希尔斯的参与下，惠伦提出了一个新的产品思路：制作一款模拟软件，帮助其他公司分析“千年虫”可能会对他们的业务产生哪些影响。这款产品名为《Think 2000》，听上去很像《项目挑战》的精神续作，但它并非由任何一家特定公司委托开发，而是一款可以出售给任何公司的通用产品。

惠伦希望通过《Think 2000》改变Thinking Tools的商业模式，让它从一家定制模拟开发商，变成一家办公软件公司。

但《Think 2000》只卖了一份。“也许是两份，我不知道。”斯基德莫尔说，“远远不够。”

1998年第一季度，Thinking Tools的收入为零。

■ 退出计划

Thinking Tools深陷困境，新的方向行不通。作为一位管理者，无论希尔斯有哪些弱点，但他至少对公司的未来有愿景，现在却什么都没了。空洞的商业逻辑毫无效果，这家公司甚至不得不把在硅谷设立，似乎从未使用过的销售办公室租了出去。

对希尔斯来说，最重要的是照顾好员工，也就是那些多年来一直相信他的疯狂主意，并且支持他的同事。

希尔斯与位于新墨西哥州圣达菲的代理建模公司BiosGroup进行谈判，让对方收购Thinking Tools并留下所有员工。交易几近完成，BiosGroup的总裁甚至前往蒙特雷与他们见面。然而，据说因为Thinking Tools的董事会主席弗雷德·克诺尔（Fred Knoll）与BiosGroup负责人爆发争吵，这笔交易突然取消了。Thinking Tools的新管理层意识到公司员工正在另谋出路，于是他们威胁BiosGroup，如果对方试图挖角任何员工，就会面临起诉。

在Thinking Tools维持经营的最后几个月里，员工们就像在炼狱里生活：员工不能离开，资金已经枯竭，而他们显然找不到下一个项目。一位名叫莫西·扎尔米（Moshe Zarmi）的新高管上任，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威本斯对扎尔米的评价很友善，形容他是个认真负责的人，但他无法带领公司走出泥潭。

1998年底，菲利普·惠伦召集全体员工参加了最后一次会议。

“我想让你们都聚在一起。”惠伦宣布，“好消息是，你们在这个假期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了。”

“他们甚至无法支付遣散费。”斯基德莫尔沮丧地说。相反，惠伦让员工们把办公设备带回家。“这就是你们的遣散费。”

Thinking Tools的员工确实带了些工作成果回家。在被解雇后，他们组织了一场篝火晚会，把手头的所有项目资料、粉红色纸条或任何其他文件都烧掉，与过去彻底作别。“我记得，格雷格·沃尔夫森带来了一堆他研究过的东西，然后把它们烧了。”威本斯笑着说。

在Thinking Tools的最后时光里，惠伦被解雇，扎尔米留下来处理善后事宜。最终，仅剩空壳的Thinking Tools被并入了位于德克萨斯州卡罗尔顿的视频监控供应商GVI Security。

Thinking Tools倒闭后不久，布鲁斯·斯基德莫尔离开蒙特雷，加入了BiosGroup。作为《模拟医疗》的美术，温迪·威本斯则前往医疗保健公司美国凯撒健康计划和医疗集团工作。

约翰·希尔斯留在了蒙特雷。希尔斯曾经到他熟悉的当地军事院校任教，在那里，他可以继续与一些老同事探索关于心智模型的想法。他还曾为美国国防语言学院工作，与理查德·罗森鲍姆一起为美国海军的《模拟海军》（SimNavy）学生项目担任顾问，并继续为其他模拟游戏的开发提供咨询，例如《模拟伊拉克》（SimIraq），一款为情报界设计的游戏。

如你所知，《模拟伊拉克》激怒了很多人。约翰·希尔斯根本不该当它的制作人。

■ 余波

2016年，在为本文断续接受采访几个月后，约翰·希尔斯突然死于侵袭性脑癌。“他知识广博，自学成才，也许是我们所认识的最温柔的人。”希尔斯的讣告中写道，“我们欠他太多。”

在希尔斯的人生中，他的作品一直被公众所忽略——尽管他曾经领导一家著名游戏工作室的某个部门，接受过《纽约时报》采访，他设计的一款游戏甚至进入了白宫。很少有人记得Maxis商业模拟或Thinking Tools，只有描述《模拟城市》的零星几篇文章里提到过他和它们。

每当我与前Maxis或Thinking Tools员工交谈，他们都对希尔斯已去世的消息感到震惊，因为他们与希尔斯久未联系，那些年共事的岁月似乎已经变成了遥远的回忆。

与他的前老板威尔·莱特一样，希尔斯有宏伟的构想。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对电脑能做什么，以及怎样帮助我们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有自己的愿景。希尔斯发现了硅谷的高级模拟建模与游戏行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希望克服种种阻力，让它们融合起来。30年过去了，随着“严肃游戏”和STEM学习成为游戏学术界的流行词汇，人们似乎终于认可了他的想法。

公平地说，Thinking Tools也许生活在技术乐观主义的泡沫中。希尔斯等人认为，一种新兴技术能够解决社会问题，但随着人们意识到现实太复杂，整个行业和资本就会转而追随另一种技术。每当某家公司宣布将会投资区块链，或使用深度学习AI时，都会让人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毕竟，杰夫·博朗当年也说过，商业模拟游戏将会成为Maxis的未来，却在短短一年内就将它们放弃。

作为一家公司，Thinking Tools苦苦挣扎。希尔斯不像一位企业领袖，公司里的其他人也都明白。他是一位创意家，但想法未必能赚钱。希尔斯始终坚持他心中的团队使命，直到Thinking Tools被科技行业的资本家们抛弃。希尔斯的所有同事都认可他的疯狂想法，共同努力制作既能够反映现实世界，又会对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提出挑战的游戏。

希尔斯的想法催生了《模拟炼油厂》和《白宫竞选》等游戏，但更重要的是，他让更多人眼界大开，看到了教育游戏的长远价值：游戏不仅为我们服务，还可以反过来教育我们。

本文编译自：obscuritory.com

原文标题：《When SimCity got serious: the story of Maxis Business Simulations and SimRefinery》

原作者：Phil Salvador

* 本文系作者投稿，不代表触乐网站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