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格斗的格斗家

暮色笼罩大地，方家胡同亮起了灯。鼓楼的夜晚逐渐喧闹升温，胡同里却还是一片安宁。

方家胡同里有不少酒吧。它们一个个深藏在胡同深处盖着的棉门帘子背后，只有主动寻找才能发现它们的踪迹。住在胡同里的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居民，所以这里的酒吧也不能像三里屯或后海的那些一样，用上夸张的音乐和灯光。

我和几个人一起在天台透气，他们告诉我：“以前还能在天台上玩，现在邻居有高考的，给人全都轰进屋里了，嫌声大。做生意的，有几个敢得罪老街坊。”我们眺望远方模糊的天际，鼓楼的黄昏，行人熙熙攘攘。

在我们身后的窗子里面，摇杆的声音噼啪作响，人们拍着手里的摇杆框体，大笑或懊恼着，有个人大喊着：“再来一盘！”声音穿透玻璃窗。我回过头，看到他双眼盯着屏幕，抿着嘴，双手轻放在摇杆和按键上。这像是格斗家们的起手架势。

■ 镜头后的王凡

王凡今年30多岁，标准短发，浓眉大眼，看上去不怎么爱说话。

我们约在方家胡同的一个酒吧里采访。当天也是他们的常规聚会时间，王凡是头一个到的，我见到他时，他正忙着装一个歪歪斜斜的三脚架。“要直播吗？”我心里想，酒吧可不是个直播的好地方：人来人往、声音嘈杂，网络也不怎么灵光。灯没全开，显得有些昏黄，但刚刚好。

2020年11月，直播平台来找王凡签约，他同意了，这个机会来之不易。王凡的直播事业已经开始了几年，却一直没成气候。直播平台刚兴起的时候，王凡就试了试水，播给朋友看。到后来，也有一些观众慕名而来学习技术或线下约战。播来播去，直播间的人气一直没跨过小主播的坎。时间久了他有点灰心，去找了个班上。

今天王凡并没有直播，他正在安装的三脚架是用来固定手机录像的。除了直播以外，王凡还会上传一些视频，主要是自己主力角色“纳什”的新手教学。在酒吧这样的氛围中，想一字一句地讲解对局不大现实，王凡想把它录下来，给自己的观众复复盘。“还能让来不了线下的人体验一下这种氛围。”王凡告诉我，相比复盘，他觉得这个更为重要。“遗憾的是，我没有记录下那个辉煌的街机时代。”

在整个聊天过程中，王凡一直在摆弄他的录像设备。三脚架并不结实，偶尔还需要我帮忙扶一下，但王凡还是坚持录着。在他的视频系列里，线下录像的播放量一直不高，远不如新手教学。但只要有机会，他还是愿意多录录，“没能记录下街机时代，就多记录一些现在作为补偿”。

“街霸”的直播生意并不怎么火爆，至少与隔壁“拳皇”相差甚远，跟《王者荣耀》《英雄联盟》们更是不在同一个世界。相比于大部分游戏直播，因为娱乐性上的缺失，格斗游戏的直播对技术的要求显得更高一些。当然，娱乐主播也是存在的。但就算是所谓娱乐主播，实力也不会太弱。如今格斗游戏的受众有限，能留存下来的都是老玩家了。相比于看直播，他们更喜欢真刀真枪地玩两盘，或者至少是一个能让自己的技术提高、交到本地朋友的直播间。

不忙的时候，我也会去王凡的直播间看看。每次开播不久，观众们进入直播间的消息就占满了聊天频道，其间夹杂着几条寒暄的弹幕。王凡能记住不少老观众的名字，一一回复他们的发言。偶尔也会有几个新手，抓着他问些基础问题，王凡几乎都会解答。“指导别人的同时也提高自己。”他总这么说，像个老师。

偶尔有人问：“有没有速成的方法？”他不怎么喜欢这种问题，格斗游戏看重练习的积累，新人怎么入门，永远是格斗圈子最难回答的问题。一方面，他们希望新鲜血液能为社区注入活力；另一方面，一味降低操作门槛又会让老玩家失去多年的积累。

在“主播”的名头下，王凡只是一个普通的玩家。小主播没有太多商业合作或安排的任务,他们的工资取决于是否能把合同里的时长播够。至于礼物——播了一阵子，王凡直播间总榜前十加起来也就28000贡献值，换算成人民币，2800块。

格斗之外的游戏，王凡不怎么太懂。但做主播这一行，对游戏多少要了解一下，跟观众也有更多话题。“签了约之后，想多看看游戏方面的文章。”他对我说，“你们有公众号吗？叫什么？”他点开微信，却卡住了。录像的手机有点老，运行得很吃力，触控也不大灵敏。折腾了好久，王凡不好意思地冲我笑笑。

■ 竞争的心

如果要给北京的街霸圈子列个“四天王”，其中一定有杨宁。

当然，四天王总是由5个人组成，他们的上面还会有个冠军。在北京，这个冠军就是李军。

每个认识杨宁的人都告诉我，他一直想赢李军——虽然他自己不怎么承认。他们还告诉我，杨宁是圈子里为数不多喜欢跟自己较劲的人。为了击败李军，杨宁去了上海的街机厅练习，面对当地全新的环境、全新的对手、全新的挑战。

除了想击败李军，还有些其他的理由。不止是杨宁，还有很多人都对我说，北京的格斗圈子不大，兜兜转转就是这么些人，水平阶级相当固化。大部分的玩家没有真下苦功练的精力，“街霸”对于他们来说——或许曾经是生活的全部，但现在已经不是个太重要的部分了。

长此以往，不少人对比赛的热情被消耗殆尽。打得过的怎么都打得过，打不过的怎么都打不过。除了个人生活原因以外，热情的消磨是人们不再参加线下活动的最主要原因。人们总想要点新的东西，而不是连续10次比赛获得同一个名次——哪怕是冠军。

上海和广州的格斗环境比北京要好，他们有“正经的”街机厅，玩家的整体水平也更高。说起上海的烈火街机厅，杨宁很羡慕，尤其是烈火的“魔都100°C俱乐部”，那是个更大、更专业的玩家社群，举办各种比赛，队内也有练习约战。相较于北京的散兵游勇，一个俱乐部体系会让玩家的水平更容易提高。

北京的格斗社区叫做“京斗 Battle in Beijing”，也简称叫“BiB”。这是个有点历史的组织，最初由一群在想在北京玩格斗游戏的外国人创办。由于格斗圈子不大，慢慢也吸引到了不少本地玩家。社区的人员流动不可避免，组织者自己也一样，随着人们的工作调动和其他原因，京斗社区的组织者和成员们也不断发生着变化。今天来参加活动的人们大多都没经历过京斗社区最初的时光，没办法给我讲述它的历史，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他们自己也已经是京斗历史的一部分了。

“现在这个社区有点太和平了。”杨宁跟我说，虽然和平很好，但他偶尔也会羡慕那些“火药味足”的地方。在格斗游戏——或者其他单人对单人的对抗性游戏里，这都是个挺重要的东西。一般来说，格斗这种硬桥硬马的功夫最不缺火药味。但大家一旦精力下降，没有那么强求胜心之后，就变成了一个个笑眯眯的圣诞老人。没人在乎谁更强，也没人在乎其他人究竟怎么样，输了再也不会回家苦练一周回去复仇。而是笑笑，一起去烧烤摊撸个串，各自回家睡觉了，毕竟第二天还要上班。

杨宁赢了王凡一盘，他从电脑前下来给我解说刚刚结束的对局。谈到某个关键时刻的抉择，杨宁告诉我：“反正也没什么后果，就随便‘择’一下，运气好就赢、运气差就输了。”他顿了顿又继续说，“没有街机厅的投币成本，没有跟不熟的人一决高下的紧张感，我都认识他们这么多年了，输一盘、赢一盘感觉也没那么重要。”

随着夜色渐沉，光线似乎也变得黯淡了，酒吧像是变成了一间老旧的街机厅。人们围坐在一起，屏幕的光映得每个人脸上亮堂堂。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杨宁没跟我说特训的话题，也没跟自己较劲，他拉着我讲了好多故事。在酒吧一个昏暗角落里，我和杨宁面对着一个运行着《街霸5》的笔记本电脑，屏幕里的角色用了一招升龙拳，就像十几年前的《街霸2》一样。

他向我讲述那个时代的故事。当时，杨宁还没开始玩“街霸”，而是专攻“VR战士”。在那个游戏机、街机的网络联机还没普及的时候，有些本地高手统治了附近街机厅后会选择去外地“踢馆”，代表自己的城市而战。再往后，人们又不再满足于跟国内选手打，就把目光瞄准了日本、韩国的高手。

那场《拳皇98》中日对抗战在一个电影院里举行，他们包下了一个放映厅，用巨幕给观众播放游戏画面，杨宁是当年的观众之一。比赛前还有奏国歌的仪式，虽然不是官方国家队，但他们真心认为自己代表国家而战。也就是那个时候，如今名震国内格斗圈的“小孩”曾卓君面对日本高手打出了惊世骇俗的11连胜。

后来，随着街机厅的逐渐消亡，玩家之间的联结也慢慢变淡了。虽然网络的兴起让玩家获得了上网对战的机会，竞技气氛却大不如前。只有几个闪光的记忆刻在杨宁心里：2019年“街霸”CPT上海站赛后，白天各自为战的各国玩家们随机分组，进行了一场谁都可以参加的盛大“后夜祭”。无论是日本、韩国远道而来的职业选手，还是本地的热情普通玩家，都能一起聊天、大笑、饮酒、游戏，直到天亮。杨宁告诉我，那是格斗游戏最好的模样，也是他最想念的、曾经的模样。

兜兜转转，话题总会回到那个街机时代。即使故事们偏离了主题，往着漫无目的的夜空飘去，它们也总会关于那个时候，关于街机，关于西单77街和上海烈火，关于他15岁对冠军的渴望，也关于还没磨灭的竞争心。

在我看来，杨宁是这群人里最怀念街机时代的一个——虽然他嘴上不承认。我问杨宁，是不是一直憋着想赢李军，他摇摇头说：“没这回事。”我又追问：“有人说你去上海加练。”

他回答：“出差，顺便去玩。”

■ “这个地方对我们很重要”

我去采访的那天，酒吧里大概有8台设备，其中6台电视和Switch属于“大乱斗”，一台属于《铁拳7》，只有一个笔记本用于玩《街霸5》，是陈尚禹背来的。“设备都是我们轮流背，我可能背得多一点。”陈尚禹对我说，“基本我到哪，哪就是据点。”不过大部分时间，他们还是固定在在方家胡同的酒吧里活动。

他自称“只是一个维护社区的热心水友”，在整个北京格斗社区里，陈尚禹的水平处于中下段，比赛成绩也基本不能和杨宁、王凡们相比。京斗社区的月赛，他只进过一次8强。他用眼神指向正在决战的几个人，说：“我什么时候在比赛里碰上这几位，就代表要去败者组了。”虽然如此，他对参与比赛、组织比赛的热情却无人能挡。

“有个爱好不容易，”他对我说，“能为社区做一点是一点。”我掂了掂他的背包，一台17寸的外星人笔记本电脑、一组外接音响、格斗摇杆，如果要玩PS4版，还要额外带一个27寸的显示器。每周二，陈尚禹都会背着这些上班、下班，来到方家胡同。

再之前，京斗社区也有其他的据点，从一个酒吧到另一个酒吧，再到下一个酒吧。格斗游戏的社群好像总是与酒吧相连，可能是酒吧老板普遍爱好于此，也可能是这帮老哥们总喜欢凑在一起喝上两杯。

“这儿都是老哥。”陈尚禹吞下一口酒，“我今年也30了，其他人基本上都比我大，或者至少跟我差不多大，新人太少了，新人太少了……”他总是这么说。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和他正看向同一个方向，在“大乱斗”的屏幕前，坐着一个穿着蓝白色校服的中学生，正跟他旁边的人请教游戏的基本操作，有个父亲模样的人站在屋子的角落，眼睛和我们望向同一个方向。

两米之隔的“街霸”这里则是另一番光景。坐在电脑前的是杨宁，跟他对战的人是一个光头，高瘦，身高接近1米9，连鬓的胡子，在人群里很扎眼。人们都叫他大吴，我误以为是格斗之神“梅原大吾”的“大吾”，猜测他是个使用“古烈”、沉稳如水的选手，结果恰巧相反。

“又择错了，又择错了！我怎么打成这样！”大吴性如烈火，每打一盘都要高呼，丝毫不顾及形象。他按键的力度相当大，摇杆的箱体在大吴手里摇曳、噼啪作响，像寒风里的打火机。看他玩得太过入神，我没上去打断。

“喜欢跟自己较劲的人除了杨宁，还有大吴——从老街机厅时代过来的人可能都这样，骨子里有不服输的劲。”陈尚禹向我介绍他，“大吴以前挺厉害。年龄大了之后，要顾及的东西也多，练习量和水平不像前两年了，但参加活动的热情还是在的。”话音未落，大吴就输了一盘。

大吴和杨宁不完全一样，他有点纠结。虽然都在跟自己较劲，但他已经不能像杨宁一样为了比赛而在各个城市奔波了。精力被生活束缚着，投入在游戏上的日子越来越少，在这份热情完全磨灭前，他想尽可能地享受游戏，享受聚会带给他的无限乐趣，也享受在每一把胜负间投入的心力。这不关乎名声和奖金，只是享受。

大吴邀请我去“吸一支”，烟盒和打火机像是他话匣子的钥匙。我并不吸烟，但还是跟了过去。

走到天台，方家胡同的夜亮堂堂的，照得星星寥落了许多。

大吴说，自己也忘记了跟这帮人认识了多久，久到不怎么在乎输赢了。虽然在场上他还像一堆燃烧的猛火，但放下摇杆之后，他觉得有这么一个能聚会的地方，比输赢重要得多。

对这个酒吧，他们还算满意。只不过，还是跟街机厅有些小小的不同。大吴把这形容成一个池塘，小鱼们游得欢实，终究是一潭死水。能来方家胡同的都是熟人，要不就是熟人介绍。而曾经那些街机厅像是一条条溪流，虽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能不像现在一般紧密，但源源不断的新人会让格斗游戏的血脉传承下去。他们更想要这个，街机厅不在了，但文化还留着。

《街霸5》刚发售的那年，国内组织过一次大规模的比赛。很多街机时代的老玩家都来了。他们玩了几天，还是没能留住。他们认为这个游戏变了，运气要素的比重太大，有不少人半开玩笑地把《街霸5》称之为“猜拳游戏”。举个例子，当玩家被对方压起身时，大致上会有两种选择：判断对方投，选择拆投；或是判断对方攻击，选择防守。但拆投会被攻击，乃至打出连段；防守则会继续被投，然后进入下一个猜拳循环。这些改动本都是为了迎合新人做出的，但讽刺的是，新生玩家依然觉得这个游戏太难。心中的壁垒阻碍着人们去尝试它，在格斗游戏式微的今天，越来越少的人会花精力练习一个黄昏项目了。

社区的组织者有个单独的微信群，每天在里面讨论如何招新。几个月前，他们举办过新人赛，但收效甚微，没来几个人。旁边“大乱斗”人很多，甚至有人一边坐着看，一边问陈尚禹，这些人里有没有过来和你们一块玩的？

“一个也没有，不过我们偶尔会去玩玩‘大乱斗’。”陈尚禹告诉我，虽然新人偏少，老人又可能离开，他们还是乐此不疲地举办着线下活动。“有新人来当然开心。不过同样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就当是一个固定聚会，多好。”

“有这么一个地方，对我们很重要。”大吴说。

■ 曾经

夜深了，酒吧里的顾客逐渐离开，“大乱斗”区域的学生和父亲早已不见踪影，剩下几个外国面孔还在激战。杨宁、大吴、陈尚禹、王凡和京斗社区的人们不再如年少时般在街机厅度过整个夜晚，他们明天还有工作。陈尚禹把所有设备装进一个硕大的包里，把椅子放回去、桌子擦干净，像是人们离开自己的家。他们都知道，自己总会回到这里，这里是属于他们的。

街上的人影已经寥落，我们走在马路上，前方不时传来笑声。“每周就属今天最开心。”陈尚禹说。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每个人都会表达对街机时代的怀念。不仅是对那些昏黄拥挤的街机厅们，更是自己沉浸在街机厅里的青春年少。而现今他们所做的一切——聚会、打格斗游戏，甚至是把灯光调暗一点，都是对那个曾经的模仿。

那时候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街机厅的存在，并且认为它将一直存在下去。

（文中“王凡”为化名，部分图片由火刘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