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乐夜话：关于创造的记忆

就在这几天，我看了10月初开播的日剧《同期的樱》。虽然我对它产生兴趣的主要理由是一直欣赏的若手女优（复数）在其中出演，但是在观看过程中，我却找到了一些其他的、令人怀念的东西。

《同期的樱》讲述了几位刚刚入职花村建设公司的新人们发生的故事。在第一集中，人事部长将新员工分为几组，希望他们合作完成一个“能在历史中留下来的、代表公司未来的作品”。在深夜的模型室里，稚气未干的他们争论着、描绘着，用木板和胶水拼接出自己梦想中的建筑物；最后的展示会上，假装镇定的他们不断地看着其他人的作品，和自己的模型做着比较——这样的场景在剧中不停地出现，将我的记忆拉回到几年以前。

我曾经是园林学生，也是建筑学生。直到毕业之前，我甚至没有想过从事设计师之外的工作。我曾经为伴随着人类文明史成长的建筑史而心生感慨，也为在推敲和论证后理解了大师的意图而热血沸腾。我去过很多地方，看过很多房子——我行走在它们的阳光和阴影里，感受着混凝土的脉搏。

归根到底，创造总是令人快乐的事情，尤其是当你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劳动会切实地影响到他人的生活、自己的思考可能会与毫不相关的某人产生共鸣的时候。

我常常驱使着那个勇敢的小人在我的房子里行走，用铅笔和橡皮解决他遇到的所有问题。当勇者回到门口高声欢呼，我也得到了一个自洽的答案。

遗憾的是，我画过很多设计图，但它们从未有机会实现（大多数是学生作业和考研快题），唯一落地的是一家民宿的小院，还被创造力很强的包工头做成了我不认识的样子。

后来我阴差阳错地去了建筑媒体，又转到了游戏媒体，几乎完全断绝了和它的关联。我想也许只有装修的时候，才能在Sketch Up上再过一次瘾了。

在设计行业坚持的朋友们常常向我抱怨工作之后遇到的种种问题。“60分就够了，你做到80分也没人会在乎”的现状让他们渐渐失去了学生时代的热情——这样看来，把这种热情和向往留在记忆里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不过，这种彻底的转行总会带来一些奇妙的感觉。

今年4月的时候，巴黎圣母院着了火。很难相信这个我用铅笔素描、钢笔速写和水彩描绘过的伟大存在会遭受如此劫难——以一种配不上它的方式。在社交媒体上，人们对于外国（尤其是历史上的侵略者）文化遗产的惋惜是否过度展开了争论，让我觉得十分不可理喻。另一方面，有建筑师主张不要完全复原巴黎圣母院，并拿出了自己的改造方案，也引起了一些讨论。而在游戏的圈子里，我们讨论的是良心育碧送游戏——我感到自己处在许多不同的语境中，产生了明晰的割裂感。

一个月之后，教科书里出现过无数次的贝聿铭先生溘然长逝。我看着朋友圈里一片一片的悼词，却也发不出什么悲怆的情绪，只想起了自己在狮子林度过的那一整个下午。从2016年的扎哈到2019年的贝聿铭，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大师陨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就连常常以“永恒”标榜自己的建筑也逐渐变得速朽起来。

住宅如今早已不再是居住的机器——它再一次成为财富的保障和地位的象征，成为贷款时的锦囊和恋爱中的筹码。形状重复的、不考虑城市纹理的住宅楼和敷衍了事的的园林绿化，好像让那些贴近生活的建筑离艺术越来越远了。

与此同时，游戏却被架上了名为“第九艺术”的高轿。也许目前少数游戏确实呈现出一种“美”的姿态，不过在我看来，由于广泛的受众和极低的门槛，主流游戏大概永远是通俗大于艺术——当艺术本身被消费和解构的时候，我们该用什么标准来评判艺术呢？

不过无论如何，关于创造的教育的确是难以忘却的。即使放下了铅笔和尺子，我依然想创造一些美的东西。我希望能找到许多在这个速朽的时代里挣扎着的人们，听听他们的话语，写出漂亮的故事，然后让这些故事感染到能产生共鸣的陌生人——你看，写文章和造房子好像也没什么不同。

屏幕上播放着下集预告，这周的剧情到了尾声。小樱依然昏迷不醒，而窗外渐暗的天色将我从激烈的思考中拉回现实。

听到铅笔划在绘图板上的声音，我好像短暂地忘记了时间。